《弘明集》所反映的佛教观念
宋立道
中华佛学学报第12期 (1999.7月出版 )
页35~51
中华佛学研究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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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根据《弘明集》中所搜辑的资料,考察了从汉末到南北朝时中国佛教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对于以往先贤充分讨论过的问题──比如关于《理惑论》真伪和年代的讨论──不再覆述。全文依据《弘明集》中的材料讨论了三个问题:汉末三国时的佛教、晋宋佛教的几个主要理论争论、晋宋的佛教形态。关于汉末三国的佛教,作者强调了佛教自我意识的觉醒,它不再依傍于黄老祭祀之术,但在理论上它还要借传统的老庄学说来说明自身。关于晋宋佛教的理论争论,本文依据《弘明集》本身,归结为:夷夏之辨和本末之辨;魂灭与否的争论。前者涉及了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如何相互适应且调整地位的问题,这种争论和辨析的哲学背景则是至魏晋才产生的本体论哲学;魂灭与否的讨论则涉及了宗教伦理的存在前提。这也是中国佛教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经过晋宋的这场讨论,中国人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关于晋宋的佛教形态,本文认为同之前的佛教主要在宫廷和少数贵族中流行不一样,两晋以降,佛教已经深入民间。其思想理论则主要依靠士大夫阶层得到阐扬。至于士大夫心目中的佛教价值观,与社会文化风气相关,也与他们自己的人生体验相关。
关键词:1.《弘明集》2.汉末佛教3.夷夏之辨4.本末之辨5.晋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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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僧佑和《弘明集》
《弘明集》为南朝梁着名高僧僧佑所着。僧佑,俗姓俞,彭城下邳人。该地为今江苏邳县。从后汉以来,这一带便是华东佛教的重镇。据《梁高僧传》,僧佑于宋文帝元嘉22年(445年)生于建康(今南京)。幼时即有向佛之心,曾随父母参建初寺,不肯归家。十四岁时为逃婚走往钟山定林寺,依法达法师。达师戒行精严,闻名于世。二十岁,僧佑受具足戒,又从法颖律师学毗尼,悉心钻求,晨昏不懈。齐竟陵文宣王礼请他,为之设讲席,一时座下听律者达七八百众。武帝时(永明中,480~493年),他奉敕到吴中整顿僧伽,并讲《十诵律》,申受戒之法。他精于《十诵》,春秋开讲,四十余年间演此律达七十余遍。作为律学大师,在齐梁时,为世人所宗仰。颇为齐梁诸帝尊崇。晚年患脚疾,梁武帝赐乘舆径入内殿为六宫嫔妃授戒。帝室眷属诸王多有依其受戒,尽师资之敬者。
师除精通律学外,每于讲席之余广探内典,披览群籍,或专日遗餐,或通宵继烛,游目积心,深有所悟,多有撰述,涉及自东汉至齐梁间所译出之佛经,各代的撰述。其对经教制度、僧人言行、内外争辩都有把握。其文字有关于史传、僧传、行仪、杂缘者百余卷。今存于世者,尚有《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和《弘明集》。这些着作,从宗旨到体例均对后来僧传和经录有所示范和借鉴。僧佑还精于佛像造像的仪则规模,曾监造兴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本传说他“为性巧思,能自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1]凭眼视心度便能使营造的巨像合于比例,悉现庄严。僧佑逝于梁天监17年(518年)。葬于钟山定林寺。
众所周知,佛教在隋唐方至极盛,无论于教于讲,此期皆臻于烂熟。至此佛教已同儒道鼎足而三。佛教的滥觞期在汉末三国。晋宋六朝则为中国佛教极重要之发展时期。从三世纪下半期至六世纪末,中国南北也由分裂走向统一。佛教由先前南方的重讲和北方的重禅逐渐归于教律并重,实践与义理俱宏。僧佑的《弘明集》便记载了这三百年间佛教流传的纷纭情况。联系《弘明集》中所涉及的僧人的活动及佛教大势,足以表明,魏晋以来南方以玄学为思想文化主流,北地则仍承汉代以来的阴阳谶讳的影响,表现在佛教中,则北方重视行践,即修禅、造像之类;南人则以清谈似的玄理见长。南北两地对佛教若有拒斥,也就表现在一为理论上的争辩,一为政治上的暴力。就《弘明集》言,其中反映出来的主要是江南的佛教大事。
僧佑在〈弘明集序〉中所说,大法东流差不多五百年,佛教在中国引起各不相同的反应,赞礼者有之,毁谤者也不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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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守文曲儒拒为异教,巧言左道则引为同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乱,遂令诡论稍繁、讹辞孔炽。夫鹖鴠鸣夜不翻白日之光;精卫衔石无损沧海之势。然以暗乱明,以小罔大,虽莫动毫发而有尘视听,将令弱植之徒随伪辩而长迷,倒置之伦逐邪说而永溺。此幽途所以易坠,净境所以难陟者也。佑以末学,志深弘护,静言浮俗,愤慨于心。遂以药疾微间,山栖余暇,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论,其有刻意剪邪、建言卫法制无大小,莫不毕采。又前代胜士,书记文述,有益三宝,亦皆编录,类聚区别,列为十卷。
这就透露出《弘明集》编纂的年代大约在僧佑的晚年,时间也拖得很长。因为他只能在养病之余,在不曾奉敕奔走行化的时候才能撰写编录。僧佑自己说明了他采编本集的宗旨:“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当然,出于时代所限,《弘明集》详于南朝佛教而略于北方佛教。后来的唐道宣着《广弘明集》增补了不少有关北方佛教的情形。作者自己在《弘明集》后序又说他撰书是为法御侮、摧邪破惑,使“迷途之人,不远而复”。“总释众疑,故曰弘明”,“弘明”的意思由是而来。
二、汉末三国的佛教观
这一时期的中国人的佛教观念,我们只能从牟子《理惑论》所设的问答之间去猜度。牟子《理惑论》保存于《弘明集》。《理惑论》起初又迳称《牟子》。《理惑论》为汉末作品,时代约在二世纪末,其中所言作者身世,言及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灵帝崩亡在公元189年。我们以《理惑论》来考察汉代的佛教观念,前提是接受通常的说法,佛教的传入在汉代,永明帝在世时。也就是说以永明帝遣使求法的时间为起点。然而应该说明,一种宗教文化的传入,本来难以用某一具体事件作为准确标志。一种异质文化在初传入时,在本土文化面前是根本不受注意的。待到这种异质的思想为人们普遍重视时,回溯其初传时的征相已不可能。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说佛教传入中国,还要早半个多世纪,即在公元前2年亦无不可。近来国内佛学界正在纪念的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活动便是以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使者伊存受佛经一事件为依据的。与此同时,关于佛教传入中华的其他种种异说,先辈学者已有考察辨伪和批判。第二,对于《理惑论》,我们是依据前辈学者现成的研究结果发言,即我们承认它真是公元二世纪末的产物。其理由在于《牟子》一书中作者本人所述经历多能与信史契符。其叙述佛道,品评优劣,言多朴实,没有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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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夸示,张大其辞。[2]
牟子其人,早年崇信五经,并从儒家的立场而质难过神仙方术,且自比于孟轲之距杨朱。他之“锐志于佛道”完全是世乱时艰的产物,《理惑论》说,他因避世乱客寓于交趾,后至荆州为人作幕僚,正准备出使,母亡遂不行。后几经离乱而重新评价自己的一生,以为“方世扰攘,非显己之秋”,于是苟全性命于乱世,锐意修习佛道。《理惑论》中往往坦白地谈到周围的人对于佛教采取一种讥毁的态度,这是很能说明佛教在传入之初,在社会上并未普遍得到人们崇信的实际情况。又如作者假设问答说明佛教,问者一方说“子云佛至尊至快,无为澹泊,世人学士多讥毁之”。问者又说自己从来学习儒业,“未闻修佛道以为贵,自损容以为上也”。这的确不是佛教已经为整个社会普遍接纳的气象;不过从作答者公然指斥神仙方术,贬黜百家经典,自张其教的态度──“吾既睹佛经之说,览老子之要,守恬淡之性,观无为之行,还视世事,犹临天井而窥溪谷,登高岱而见丘垤矣。”──着眼,佛教还是颇为一批士人所服膺的。尽管在前面同一作者还时时强调佛教在伦理价值观上与孔老殊途同归──这是从魏晋到后世都几乎不曾改变的立场。《理惑论》是佛教第一次表现出自信,声言自己超出了周孔五经和神仙方术。孔孟被譬为炬烛,而佛教则是“天庭之日”。此期佛教毕竟不像之前的一二百年中那样,开始不再依傍道教方术,藉方术申扬自己,它摆脱了藉黄老祠祀而存身的地位。
不过此时的佛教又仍然带有中国人固有的思想色彩,比如对于佛陀本人的经历和特异性,完全是按中国人的时间和地理观念来叙述的,如说到佛陀的出生,以为“佛陀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热,草木华英,释狐裘,衣(纮絺)纮,中吕之时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处于中和也。”印度人虽然也有自称“中国”的,但这里本论作者显然是要说明圣人出世必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至大至正,处中和而不偏的。作者对于佛教宗旨的说明,并未逾出后汉以来的大文化环境,这一方面表现于佛道仍然往往并称,另一方面在宗教形式上,表现为佛道都是取法祠祀,而从黄老之学的清虚无为,省欲去奢寻求双方的共同点。牟子一方面说佛之名为谥号,犹如三皇五帝这样的神圣称呼。在解释其佛陀之本意“觉”时,觉并未被当作意识的转换或宗教体悟境界的超升,而只被视为方术之士的神异能力,或者老庄的至人之自由状态,觉者能够:“分身散体,恍惚变化,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理惑论》又在解说佛道时说:“道之言道也,导人至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故谓之道。”我们今天来看,这与道家或玄学的存在本体并无区别。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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